兵临城下：庚戌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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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嘉靖时期,蒙汉两族统治者的关系颇为紧张,战争频繁,蒙古铁骑"扰我疆场,迄无宁岁。"明朝军队也不时深入漠北,"捣巢"、"赶马"、烧荒",骚扰蒙古后方。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的俺答汗又一次率军南下,兵临北京城下,明廷处于危急状态。这一年是庚成年,故史称这一事件为"庚戌之变"。虽然这场事变最终以息事宁人告终，并未酿成更大范围和深度的灾难，因而也未如土木之变或辽东战事那般受到史家重视。但其背后映射出的明军组织之衰败和朝廷对外策略之弊病却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深思。

1.俺答崛起

终明一朝,蒙古诸部势力此消彼长,北部边患不断。明初,洪武帝北逐蒙元,于塞北开疆拓土千里,相继置开平、东胜、玉林各卫及大宁都司。自仁宣始，军力渐颓，于外鲜有征伐。此后战略上由攻易守，临山恃险，始置“九边”。彼时漠南蒙古诸部兴起，直入河套、宣大一线,京畿、辽东迤北则为兀良哈三卫所据。

一代雄主达延汗（明人称之为“小王子”）在位时期，东西蒙古相对统一，频繁入寇明朝边境，给明朝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史书记述曰“时小王子最富强，控弦十余万，多畜货贝，稍厌兵，乃徙幕东方，称“土蛮”分诸部落在西北边者甚众”。在小王子死后，他的一对孙儿，孟衮（蒙语里的“金”）和阿勒坦（蒙语里的“银”）获得了大片封地，成为草原上两大领袖角色，明人所称的“俺答”便是称呼后者。早期的俺答并未专注于对明朝用兵，而是优先平定草原上不服从的势力，在对兀良哈部取得大胜，兄长又早逝将封地的监管权留给了俺答后，俺答的实力便愈发强盛，被当时的蒙古大汗授予了“土谢图彻辰汗”的汗号，成为了罕有的非大汗而获得汗号的草原首领。嘉靖十九年（1540年），俺答汗向明朝派遣使者请求通商，在得到拒绝后便开始南下寇边，此后累年进犯，双方互有成败，而通商之事嘉靖帝始终不肯松口，于是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展开了大规模的南下，掀开了庚戌之变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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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俺答汗时代,蒙古地区的经济条件是极其恶劣的。自明初起,蒙古和明朝长期处在严重的对立状态,民族的仇杀,时常割断自蒙元时期业已建立起来的密切的南北经济联系。处于被封锁状态的北方单一落后的游牧经济弊端百出,人民生活甚为狼狈。所以如何解决北方经济困难,得到其他生活来源,就成为蒙古社会最为严重的问题。当时,由于蒙古长期“同室操戈”,政治军事势力已严重削弱,他们得以补充经济上不足的主要途径只有一条,就是开辟中原市场,而其手段不外乎就是和平交换与暴力索取两种。正统年间也先统一蒙古以后,曾与明廷进行了十几年大规模通贡互市,但是却因正统末年的“土木之变”,特别是因也先汗之死而基本断绝。此后,通贡互市时续时断，蒙古的经济困窘始终难以好转。

古代蒙古人的经济生活中畜牧业占主导地位。但是他们“人不耕织,地无他产”,在牲畜不敷使用的时候,只好以农产品作为补充。在元代曾经开垦的漠南漠北的一些农业区,到明代已所余无几了。土默特地区在俺答汗的倡导下,开始出现了“板升”和相应的农业,如汉人丘富在蒙古地区“起室三区,治禾数十余顷”;俺答汗及兀慎娘子“见砖塔城,用牛二犋,耕城约五六顷”,但是区区农田,岁收远不足以供应整个社会之需。在土默特之外的地区,农业尤为微弱。“北土地寒,五谷不生,衣皮饮酪而已。皮尽酪竭,抢掠生焉”。人们只有冒着风险,要么进入明朝边境抢掠,要么进行小型贸易。“一牛易米豆石余,一羊杂粮数斗,无畜者或驮盐数斗,易易米豆一二斗,挑柴一担易米二三升,或解脱皮衣,或执皮张马尾,各易杂粮充食。其瘦饿之形,穷困之态,边人怜之”。因为明朝不容许民间贸易,故这类零散的贸易规模不大,带有偶然性,对经济问题的解决是十分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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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答汗在嘉靖十三年"挟众欲入贡",从此开始了他的入贡活动。据记载,他从嘉靖十三年至二十九年,派使者求贡不下数十余次。他的要求是合理的,也是诚心诚意的,但是却遭到了蛮横的拒绝。嘉靖二十年七月,俺答汗派石天爵和肯切至大同阳和塞求贡,并提出了“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的要求。明廷不许。明年再次派石天爵等三人求贡,并诚心地说"艳中国纱段,计所以得之者,惟抢掠与贡市二端。抢虽获有人畜,而纱段绝少,且亦自有损失,计不如贡市完"。明廷不仅不许诺,而且磔死石天爵等人于市。俺答汗在激愤之余率众南下,大掠山西、平阳及潞、沁等州。但不久,俺答汗又自动地"复来请",派出的使者络绎于道。这证明,俺答汗的军事行动是一种对明朝施加压力的政治手段。

嘉靖二十六年俺答汗会集蒙古三大头目保只王子、吉襄、把都台吉一起商量对明朝的政策,拟定了一个实现南北和平的积极建议;如果明廷准许通贡互市，“彼进黑头白马一匹，白骆驼七只，骟马三千匹，求朝廷白段一匹与大神褂袍，麒麟蟒段等件，各头目穿用。边内种田，边外牧马，夷汉不相害。东起辽东，西至甘、凉，俱不入犯。今与中国约，若达子入边墙作贼，中国执以付彼，彼尽夺其人所蓄马以偿中国，不服则杀之。若汉人出草地作贼,彼执以付中国治罪,不服亦杀之。永远为好,递年一二次入贡。若太师每许代奏，即传谕部落禁其生事",然而明廷对这一建议毫不理睬。当年五月,俺答汗又派小四儿来明朝,以"破小王子,以断汉巨祸"即攻打察哈尔汗为条件,要求入贡。但这个极大的政治让步仍然未得到明朝的响应。嘉靖二十八年四月,俺答汗再到宣府"束书矢端射入军营中",并放回明军的俘虏,声称"以求贡不得,故屡抢。许贡,当约束部落不犯边”,仍然没有结果。这是庚戌之变前的最后一次和平交涉。

2.明朝应对

从明朝开国起，至于嘉靖一朝，已有一百五十余年。边疆少有大战发生，又经历了土木之败后的战略收缩，明军的实力已然陷入了相对的停滞和衰弱。而嘉靖皇帝的刚愎自用，以及他善于玩弄权术却又对朝政无甚关心的特点，也让明朝陷入了吏治腐败，决策混乱的境地。

对于明廷而言，他们并不熟悉也并关心蛮夷的处境，并对这些蛮族抱以深深的警惕和猜忌。明廷认为,俺答汗要求入贡,是一种狡猾的军事阴谋,“虏多诈,其请贡不可信。或示和以缓我师,或乘隙以扰我疆”。明廷中的有识之士史道,曾经总结这种论调说:“今之坐谈败成事者,其说不过二。一曰虏粒食,其易粟,将以之食我逋逃。一曰虏马日壮,将乘市深入”,还有一些人竟认为“贡亦寇,不贡亦寇者,外寇之故习也”,贪利的边臣借此屡杀北使以邀功取赏。俺答汗的使者石天爵、肯切、堡尔塞诸人都在边城送命。明朝认为“真足以剪虏羽翼”,奖赏和提拔这类边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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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蒙和谈毫无结果,俺答汗不得已率重兵压境。俺答汗的军事行动本来有两种意义,一方面,他可以通过战争的方式解决眼前的经济困难;另一方面,可以对明朝施加压力,加速实现通贡互市的过程,而这是主要的。但是明朝从排蒙政策的立足点出发,完全从反面理解了这个行动的意义。如前所述,俺答汗曾在嘉靖二十一年大规模地南下,明朝兵部讨论说:“丑虏聚边久矣。前者石天爵诡词邀贡,实欲驰我边备。今天爵伏诛,虏之谋已泄,其势必得逞。”这就是说,蒙古遣使求贡是为了麻痹明军,带兵压境则是密谋泄露的缘故。这反映了明朝对蒙古情况的了解极其有限。

实际上，自永乐朝之后，对蒙古的通商和抚慰政策本是一种常态。明朝长年采用重金赏赐蒙古使者和贵族的手段安抚其心，同时又大力限制民间贸易，使得其经济需求无法彻底满足。然而自孝宗十七年起至嘉靖朝，由于蒙古陷入了战乱，而明朝又采取了漠然旁观的态度，双方的朝贡关系陷入了之前未有的长时间断绝，彼此的猜忌和不信任也愈发加深。自小王子时蒙古诸部就有要求开放贸易的呼声，但朝廷以“其情多诈”的理由予以回绝。多位边境武官都曾上书请求考虑通商，但嘉靖皇帝本人的决策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对“蛮夷”的厌恶使得他对这些上书通通否决，为后面的事变埋下了伏笔。

3.庚戌之变

嘉靖二十九年夏季六月，俺答侵犯大同边境，攻破城墙入侵。他们将精锐部队埋伏在山沟中，仅派百余名老弱骑兵来回游走作为诱饵。侦察骑兵信以为真，禀报给总兵张达。张达素以果敢锐进著称而升任大将，心中轻视敌军。当各路部队尚未集结完毕时，他就匆忙率领部下疾驰出击。结果伏兵四起，将张达重重包围。张达战马跌倒，当场被杀。副帅林椿听说张达被围，来不及给马匹披甲就飞驰救援，最终也战死沙场。张达、林椿都是骁勇善战之将，俺答获得二人首级后便撤军离去。此事上报朝廷后，总督侍郎郭宗皋、巡抚都御史陈耀被逮捕下狱。陈耀受杖刑而死，郭宗皋被贬戍辽东。朝廷追赠张达为左都督，林椿为都督同知，并建立祠堂春秋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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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俺答进犯蓟州边塞。此前因张达战败阵亡，朝廷重新起用翁万达接替郭宗皋任总督，赵锦接替陈耀任巡抚，同时任命仇鸾为宣大总兵。当时翁万达尚在家中未到任，朝廷命侍郎苏佑暂代其职。苏佑到任后立即上奏请求增派兵粮，但未获批复。此时俺答与狼台吉又集结部队窥伺大同。仇鸾此前因罪被废黜闲居京城府邸，通过贿赂严世蕃才获得宣大总兵之职。面对敌军，他惊慌失措毫无对策。其家仆时义、侯荣献计，让其携带重金贿赂俺答，要求其转攻其他边塞，不要侵犯大同。俺答收受贿赂后留下箭旗作为信物，与仇鸾结盟后率军东去。虽有情报显示敌军将进犯宣府东部和辽东西部，但兵部尚书丁汝夔因知道皇帝厌烦军情警报，并未全部上报，仅下令蓟州守军严加防备。随着警报越发紧急，朝廷调集边军一万二千骑兵、京营二万四千骑兵分守宣府、蓟州各关隘。边军因需领取凭证未能及时赶到，而京军多是市井雇工充数，有识之士都预见到必败结局。

秋季八月乙亥日，俺答率部进抵古北口，派数千骑兵佯攻城墙。都御史王汝孝率全军出击，用火炮箭石反击。俺答假装与蓟州守军对峙，暗中派精锐骑兵从黄榆沟小道破墙绕到明军后方。京军大惊溃散，纷纷丢弃盔甲战马逃入山林。俺答骑兵长驱直入内陆。巡按顺天御史王忬判断守军无力抵抗，连夜上书称："敌军迅猛如风雨，古北口距京城仅二百里，沿途毫无防御屏障，若危及皇陵京城，后果不堪设想。请速召群臣商议战守策略。"同时亲驻通州，组织民众武装，将漕运船只收泊潞河西岸防止资敌。部署刚毕，半夜敌军果然抵达，驻扎在河东二十里的孤山、汝口等地。王忬再次急报求援，京城震动，急调各营守城。此时精锐部队已在边关覆灭，仅剩四万五千老弱残兵，其中半数还被权贵私占役使。仓促间到武库领取装备，又因宦官索贿拖延不发，军队迟迟不能成列。丁汝夔据实禀报后，嘉靖帝大惊，命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蒋傅统率文武大臣各十三人分守九门，另派都御史商大节招募民间壮丁近四万人协同防御，同时召集各地武举千余人助战，急调边镇兵马勤王。此时敌军已逼近通州数日，因河道阻隔未能渡河。王忬昼夜守城难以支撑，连连告急，朝廷急派都御史王仪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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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卯日，咸宁侯仇鸾接到勤王诏书，率大同兵二万入京救援。此前在敌军东进时，家仆时义、侯荣建议："敌军东犯，主公应主动请缨，既可立功又能结好皇帝。"仇鸾大喜，假意上奏："臣侦知贼军东犯蓟镇，恐危及京师，请准予灵活应敌，或追击敌军，或扼守居庸关。"嘉靖帝赞赏其志，命其驻守居庸关待命。待俺答果然从古北口突破进逼京师，皇帝愈发信任仇鸾，急召入援。仇鸾与副将徐珏、游击张腾等率军疾驰至通州河西布防，皇帝龙颜大悦。

此时保定都御史杨守谦率五千骑兵、延绥副将朱楹领三千骑兵相继抵达，京城人心稍定。随后河间、宣府、山西、辽阳等边镇将领陆续率兵驰援，总计七镇五万余人。嘉靖帝见兵力渐强，对各路将领下诏褒奖，赏赐金银布帛，命其追踪敌军。同时，擢升咸宁侯仇鸾为平虏大将军，统辖所有勤王军队，赐予蟒袍玉带、御酒千金，并特赐密封印信，上书“朕所重唯卿一人，得密启奏进”。任命杨守谦为兵部左侍郎，总督京师防务；都督陆炳负责皇城各门警戒；都御史商大节巡察五城以防内乱。太子太保徐阶建议释放被囚将领戴纶、欧阳安等，令其戴罪从军。京城守军被分派至城内各处巷陌驻防，但这些从未上过战场的士兵畏缩不前。城外难民昼夜涌入京城，许多人浑身血迹，惨不忍睹。陆炳奏请开太仓粮米低价赈济流民，获准施行。然而勤王军轻骑疾驰而来，未带粮草，户部调度迟缓，两三日后士兵才得几块干粮。开仓发粮时又缺炊具，士卒饥疲交加。陆炳痛斥户部失职致军士饿死，嘉靖帝震怒，将尚书李士翱等人革职留任。

俺答大军从白河东渡潞水，沿途烧杀抢掠，火光昼夜不息。城外伤民哭号涌至城门，帝命开门收容。当日，俺答在演武堂饮酒作乐，纵骑兵于京城六门外游弋。仇鸾手握重兵却避战不出，暗中派家仆时义、侯荣与敌媾和，以许开通贡互市为条件换取平安。辛巳日，敌军突至东直门，掳走御马监八人，未加杀害，反令其带信给嘉靖帝。俺答在信中以傲慢的口吻再次向嘉靖皇帝提出入贡。

壬午日，嘉靖帝急召严嵩、徐阶等重臣商议对策，出示俺答书信问道：“如何回应？”严嵩推诿说：“这是礼部的职责。”而徐阶直言：“敌军逼近，但我们完全没做好防备。可能可以暂时许诺他们，但恐怕不能长久。”帝称：“只要能利好江山社稷，金银珠宝不足为道。”徐阶警告说：“如果他们所求不止如此，该怎么办？”嘉靖感到震恐。徐阶献计：“这封信用汉语所写，不足为信，况且也没有城下之盟的道理，命令他们另外派遣使臣觐见，再说答应的事情。如此拖延间，四方援军可至，战守方有转圜。”帝纳其言，命群臣集议。廷议时，国子监司业赵贞吉怒斥：“岂能议和！若许三千人入贡，彼必得寸进尺，届时内外受敌，与城下之盟何异！”检讨毛起主张暂许以缓兵，遭赵贞吉厉声驳斥。众臣争论无果，奏议遂止。当夜，德胜、安定门外火光冲天，民居尽毁。帝闻宦官转述赵贞吉之言，急召其入宫。赵贞吉伏阙进言：“请陛下亲临奉天门下诏罪己，追封周尚文以励将士，释沈束以开言路，严明赏罚，集文武共守京城。另遣官携金犒军，明令斩敌一级赏百金，则士气必振！”帝壮其言，擢升其为左谕德兼监察御史，携五万金犒军。通政使樊深上书弹劾仇鸾“未战一合，非士卒怯战，实为主将养寇自重”，反而触怒皇帝，被罢为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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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未日，敌寇从巩华城侵犯诸皇陵，转而劫掠西山、良乡以西地区，保定全境震动。当时皇帝长期不上朝，吏部尚书夏邦谟上奏："人心惶惶，除非陛下亲临正殿，接见群臣，否则不足以满足天下期望，振作军威。"皇帝同意。当日，文武大臣穿戴整齐，在宫门外待命。申时，皇帝才出宫到奉天殿，下诏严厉斥责众大臣，随即回宫。群臣在午门外跪听诏书，都战战兢兢，以为将有处罚。等到散朝时，宫门已要下钥。于是下诏派遣官校，逮捕驻守通州的都御史王仪、巡抚蓟辽的都御史王汝孝及蓟州总兵罗希韩，押解到京城审讯。不久王仪到京，下狱，因畏惧不战之罪被革职。王汝孝因道路阻隔未能逮捕。当初王仪到通州，命营兵驻扎城外，自己却闭门高卧城中。适逢仇鸾率兵赶到，敌军稍退。仇鸾士兵到各村抢粮，王仪派兵抓捕下狱，处死十余人。仇鸾部众哗变，欲报复王仪。当时巡仓御史上报情况，皇帝惊恐，故逮捕治罪。随即任命巡按御史王忬为佥都御史，接替王仪镇守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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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日，逮捕兵部尚书丁汝夔及左侍郎杨守谦下诏狱。当初敌寇逼近通州，丁汝夔闻警后束手无策。派出的侦察兵出城不到十里，遇到伤兵就逃回，谎报敌情，城中屡屡震动。后来发现虚报也不处罚，再派其他士兵侦察仍如此，城中多次恐慌。成国公朱希忠掌管京营，多占兵役，军队缺额。怕被发现兵少获罪，就东西调防作掩饰，士兵疲惫不堪多有怨言。但不知是谁调遣，都骂丁汝夔，想要加害他。流言传入宫中。当时宣府、延绥、辽阳、山西援军齐集，粮饷不足，士兵饥饿怨恨。仇鸾的大同军尤其无纪律，常在村中劫掠，被捕获时往往谎称是辽阳军。此前传言"辽阳军实为敌寇内应"，故京城盛传辽阳军叛乱。而仇鸾正得宠，虽捕获大同劫掠者，官府不敢处置，必上报皇帝。皇帝认为大同军最先勤王，劫掠是因饥饿疲劳，令交仇鸾自行处理，仇鸾却置若罔闻。丁汝夔不得已下令不捕大同军。大同军更加肆无忌惮，百姓受害甚于敌寇。因大同军冒充辽阳军，民间误传丁汝夔因同乡之谊包庇辽阳叛军。待敌寇逼近城下，丁汝夔愈加惶恐，怕损兵折将，令诸将勿轻战。诸军本就怯战，都推说丁汝夔禁止出战，民间更归罪于他。而仇鸾狡诈，与大学士严嵩谋划，严嵩说："边关败绩可隐瞒，京郊败绩难遮掩。敌饱掠自退，坚守为上。"仇鸾多次扬言出击，实际屯兵远郊不敢近敌，城中不知其是否出战。仇鸾获得六个敌军首级，十余匹战马，诈称战果。杨守谦奉命屯兵城下，因兵少不敢出击。皇帝听闻，更认为仇鸾远出御敌，而杨守谦畏敌避战，与丁汝夔同罪，严加斥责。宦官们在城外的园林多被毁坏，纷纷向皇帝哭诉，诬指杨守谦、丁汝夔通敌。皇帝登高望见城外烽火，本就恼怒统兵官员，闻言更加震怒，认为不杀大臣不足以惩戒，遂逮捕丁汝夔下诏狱，当庭审讯。派人从前线逮捕杨守谦，交司法定罪。命王邦瑞代理兵部，艾希淳接掌杨守谦部队。刑部侍郎彭黯等议定丁、杨死罪，但案卷冗长未及时结案。皇帝在斋宫催促未果，认为官员们互相包庇，将全部逮捕下狱，各杖责不等。丁汝夔、杨守谦被斩首示众，妻流放三千里，子戍守铁岭。左谕德赵贞吉贬为荔蒲县典史。当初赵贞吉在朝议后，盛气求见严嵩于西苑值房。严嵩不见，赵贞吉怒斥门房。通政赵文华劝道："先生歇息吧，国事可慢慢商议。"赵贞吉怒骂："权门走狗懂什么国事！"严嵩怀恨，假意推荐赵贞吉出城犒军。当时敌骑纵横，户部工部官员都获罪，犒银未能及时发放。各军分屯城外，赵贞吉租民车送银至仇鸾处，遭拒。敌军稍退，赵贞吉无奈，携敕令巡城发银，回朝复命。严嵩诬其狂妄，追究其曾为周尚文、沈束辩护之过，下狱杖责九十，终遭贬谪。

己卯日，俺答率部西撤。此时敌军前后掳掠的男女牲畜、金银财物已满载而归，捆载而去。本欲从白羊口破关出塞，却留部分兵力在京城外围作疑兵。各道明军皆隶属平虏大将军仇鸾，十余万骑兵面面相觑，竟无人敢发一箭。俺答至白羊口，守将据险阻击，不得出关，只得丢弃部分牛羊妇女。转而率众东南行至昌平北，突与仇鸾部队遭遇。仇鸾措手不及，几乎溃不成军。敌军铁骑冲阵践踏，杀伤千余人，几乎擒获仇鸾。幸得副将戴纶、徐仁拼死相救，仅以身免。事后竟取平民首级冒功。敌骑遂长驱直抵天寿山，总兵赵国忠列阵红门却不敢迎击，任其沿潮河川循古北口旧道出塞，京城至此解除戒严。

九月初一辛卯日，俺答全军出塞，人马疲敝，又因辎重拖累，队伍散乱不成建制。诸将本就长期征战而战意低落，兼白羊口失利后更不敢追击，仅缓缓尾随至石匣城及张家口、古北口外即返。此役实有战功者：大同游击王禄在怀来斩首十七级，获马十二匹；山西游击在昌平夺回被掳百姓二百四十二人；都督仇鸾在海店生擒四人。但仇鸾谎报斩首八十余级，捷报传至皇宫，皇帝特颁优诏慰劳，加封太保，赐予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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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派户部侍郎骆颋赈济遭劫州县，掩埋尸骨，抚慰疮痍。罢免京营提督太监高忠、成国公朱希忠、遂安伯陈鏸。改革京营建制，将十二团营整编为五军、神枢、神机三大营，总设戎政府，特命咸宁侯仇鸾掌印主理。以王邦瑞协理戎政为副，王奏请任用兵部主事二人及言官各一人，所议多与仇鸾相左。主事申燧执法不阿，上疏揭露京营积弊请予革除。仇鸾怒而构陷，外调申燧出京，继而奏称京营不宜用言官监察，遂尽革给事中、御史之职。此后仇鸾更受宠幸，被嘉靖帝委以边防重任，而他则居宠而骄，坐享大笔的粮饷而私下贩卖获利，对外则行动迟缓，杀老弱以冒功。不少言官意图弹劾，却因为嘉靖的宠爱和放纵反而导致弹劾者身败名裂无辜入狱。此后明军的战斗力也进一步衰弱。

结语

庚戌之变虽没有对明王朝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也让明军保留了建制性的力量，但明朝政府的混乱和军队的衰弱却在这场灾难中清晰地暴露了出来。正如清朝学者谷应泰所叹“朝中已无樊哙猛士，唯余赵括空谈”。无论明朝封闭保守的外交策略是对是错，它的官僚和军队在后续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无能都足以警戒后世，也埋下了后续衰落灭亡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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